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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彰显“最江南”苏州文化的当代价值

作者:天博    更新时间:2020-09-24 04:37

  ■苏州的人才分布在文化的各个领域,思想家、文学家、经学家、藏书家、戏曲家、书画艺术家等应有尽有,并且总是占据着领军的位置。直至现代,苏州的院士人数之多,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

  ■通过对苏州文化发展历程及其特色的梳理,可以发现苏州文化历久弥新,在汲取中前行,在融合中创新,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无论在器物、制度还是精神层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在不少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甚至引领着时代的潮流。

  ■苏州文化开放包容,一方面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提炼创新,改造自己;另一方面依凭沿江靠海的地理优势,加强与外界的交往,并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在国人的文化语境中,江南远不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理想生活的代称。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苏州,古韵今风,文化之美和景色之美的交融,经济繁盛和文化繁荣的互动,自然物产和人文创造的兼具,使苏州成为“最江南”之地。

  近年来,伴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稳步推进,对于“江南文化”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江苏省委、省政府面对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在2016年启动了浩瀚的“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重点工作之一即编纂“江苏地方文化史丛书”,由省辖十三个市各编一卷。在苏州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的领导与支持下,在专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江苏地方文化史苏州卷》历经三年,终于完成书稿,并于2020年上半年正式出版。

  《苏州卷》由绪论、正文、结语、大事记等内容组成。在正文部分十七章中,前六章按历史时段纵向叙述,展现了苏州文化发展流变、走向近代的六个阶段;后十一章分门别类,以科学技术、教育与科举、文学与语言、学术、宗教、书画雕塑、戏曲曲艺、工艺美术、园林及建筑、民俗、慈善等专题横向呈现了苏州文化的多彩图景。全书以文化史为视角,通专结合、揽图入史,系统梳理和总结了苏州自史前至民国时期的文化成就与脉络,彰显了苏州文化的底蕴与特质。

  在系统分析苏州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对苏州文化的特质与价值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依托,对地域文化特质的形成、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水乡泽国既是苏州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也是苏州文化的存在方式。与其他地区相比,苏州的水乡文化特色尤为典型。自古以来,苏州人的生产、生活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水成为苏州文化之魂。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苏州文化发展基本没有中断,表现出连续性和强劲势头。而苏州文化的持续发展,又与其包容性强、善于吸收、融合外来先进文化并持续创新的特点密切相关。

  苏州文化崇尚文教,追求精致,表现出先进性。苏州的人文兴盛,首先表现为教育的发达。自北宋范仲淹创建苏州府学、培养出众多的才俊,苏州重文尊教的风尚大为流行,担任地方守土之责的官员固然认识到“化民成俗,莫先于兴学育材”,而那些大家巨族、书香门第乃至于缺少功名背景的普通家庭也无不抱定“科甲仕宦,显亲扬名,皆从读书中来”的宗旨,由是汲汲于学,在他们眼里,“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诵诗读书”,以至于明代苏州人莫旦夸张地说苏州地方“家家礼乐,人人诗书”。与此相应,苏州成为人才会聚、辈出之地。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苏州人才辈出具有丰富的内涵,“姑苏文盛出状元”反映的仅仅是一个方面。实际上,苏州的人才分布在文化的各个领域,思想家、文学家、经学家、藏书家、戏曲家、书画艺术家等应有尽有,并且总是占据着领军的位置。直至现代,苏州的院士人数之多,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所以有人总结说,苏州的人才具有多、广、杰、博的特点,这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在《苏州史纪(古代)》一书中,本人曾经提出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苏州时代”的命题,意为这一时期苏州文化的许多方面,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最高成就。苏州是诗、文、书、画的重镇,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聚集的程度,是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难以比拟的。苏州文坛群星闪烁,异彩纷呈;书苑画坛更是名家荟萃,明星闪耀。苏州的工艺美术,如苏绣、玉雕、缂丝、桃花坞木刻年画等享誉天下,遐迩闻名。苏州的私家园林数量众多,最多时达270多个,故有“城内半园亭”之说。苏州的科技成就亦足称道,在建筑设计、机械制造、光学仪器制造、天文、数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吴中医学,成就卓著,“吴中多名医,吴医多著述,温病学说倡自吴医”,成为吴中医学的三大特色。此外,苏州是藏书、刻书业的中心,是全国学风最盛的地方所有这些均表明,苏州是全国的文化重心所在,苏州文化保持着特有的风格,领导着全国的潮流。

  崇尚文教的风气,培养了苏州人的“工匠精神”,凡事认真对待,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明代张瀚《松窗梦语》卷四中的一段话,典型地反映了苏州文化的这一特点:“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苏州人制造的服饰华丽精致,苏州人制造的器具精美漂亮,由此造成了全国各地对“苏作”“苏式”产品的追捧。古语有“破归破,苏州货”之说,“苏作”产品成为质量的代名词。基于这样一种“工匠精神”,明清时期的苏州造就出一批能工巧匠,如陆子冈之治玉、朱碧山之治金银等,“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同时出现了很多质量精、声誉好、受到消费者欢迎的品牌行业与店铺,如有益斋藕粉、陆稿荐蹄子、孙春阳南货、雷允上药材、汪益美布匹、褚三山眼镜等,其中雷允上药材、陆稿荐蹄子等至今仍在影响着苏州市民百姓的生活。至于苏绣的瑰丽精细、玉雕的鬼斧神工、园林的宛自天成、饮食的色香味俱全等,也无不反映出苏州文化对精致卓越的追求。唯其如此,明清时期的苏州人掌握了审美评价的话语权,引领着全国时尚审美的潮流,明人王士性《广志绎》卷二有谓:“苏州人聪慧好古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苏州文化这种做事态度认真、讲究产品质量、追求精致典雅的特点,与现代中国所倡导的“工匠精神”正相契合,从而表现出先进性。

  苏州文化具有浓重的天下情怀。所谓天下情怀,是指苏州文化特别强调以国事为重,具有天下意识和责任担当。苏州文化的这种基因可以追溯到吴国时期。吴国创立者太伯主动放弃周部族的继承人位置,从而成就了长达八百年的周朝天下,其“让天下”的行为成为千古佳话。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幼子季札,为了吴国的顺利发展,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发生,坚决避让王位;而当他的两个侄子发生内讧、公子光控制局面并欲致位于他时,季札又以“尔杀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乱也;尔杀我君,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作答,并“去而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朝廷)”。季札的不肯继位,明显地是出于政局稳定、国家顺利发展的考虑,心念天下苍生,是爱国情怀的反映。这种天下意识,在苏州文化的后续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其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古烁今;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多有反对封建专制的言论,为学主张经世致用,其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与有责焉”,极具天下担当意识,振聋发聩,在民族兴亡的关头,激起了无数中华儿女的斗志。苏州文化的这一特征,汇聚成中华文化的优秀内核,成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资源。

  此外,苏州文化还具有明显的和谐文化特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苏州社会相对较为安定,有“天堂”“乐土”之美誉,这也是吸引外来人才前来安家乐业的前提;苏州人性格温和、文明素质较高,“吴侬软语”成为其文化符号;苏州文化具有不排外、不狭隘、不极端的特征,故能兼收并蓄,吐故纳新,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创新的活力。

  通过对苏州文化发展历程及其特色的梳理,可以发现苏州文化历久弥新,在汲取中前行,在融合中创新,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无论在器物、制度还是精神层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在不少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甚至引领着时代的潮流。由此而言,苏州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增添了靓丽的色彩,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而富有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文化也是一座城市的魅力所在。苏州文化底蕴之深厚、遗存之丰富、内涵之博大,在国内城市中极为少见,具有标杆的意义。因此,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苏州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肩负的神圣使命。

  苏州文化开放包容,一方面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提炼创新,改造自己;另一方面依凭沿江靠海的地理优势,加强与外界的交往,并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日本的稻作文化明显受到中国的影响,而吴地是主要输出地;三国孙吴时期,苏州盛产的吴丝、吴绫等丝织品,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出口至大秦、高丽、日本等国。除了纺织、冶炼等技术外,侨居日本的中国人数逐渐增多,吴语成为了日语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民间常称中国人为“吴人”,称中国话为“吴音”,称中国衣服为“吴服”,称中国人聚居地为“吴原”。随着海道的通畅,吴地的文化向东南亚各国传播,从史籍记载可知,孙吴时期吴地文化传入柬埔寨,改变了当地人裸体的习俗。唐朝时,鉴真东渡日本,即由苏州境内的黄泗渡启航。近年来的考古工作显示,元代的太仓是江南地区一个重要的瓷器贸易集散地,“海外诸番因得于此交通市易”,使得太仓“闾肆相接,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得便于此,刘家港遂享有“六国码头”之誉。明朝前期郑和下西洋,即以刘家港为出发地,据明人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二十八所收《通番事迹碑》记载:“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噜谟斯等三千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由此可见,历史上的苏州尤其所属的太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我们可以发现苏州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体系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与价值。

  20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刘复先生在为顾颉刚所编《吴歌甲集》所写的序言中,这样评价苏州:“自从六朝以至于今日,大约是吴越的文明该做中国全部文明的领袖罢。吴越区域之中,又大约是苏州一处该做得领袖罢。如果我这话说得不大错,那么苏州在中国文明史上所处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无独有偶,日本历史学家谷口满在《苏州城的发展》一书中也认为:“苏州自始建立以来直至今日,城墙的构造和规模几乎没有变化,并且一直维持着长江下游地区首邑的地位,存续了2500年。在中国历史上,像苏州这样的城市尚无先例。换言之,苏州在古代是第一等的古代城市,在中世是第一等的中世城市,在近世则是第一等的近世城市”。他们都充分肯定了苏州文化和城市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因此,有的学者盛称:“不了解苏州文化,也就不可能了解吴文化;不了解吴文化,也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

  文化既是精神财富,也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苏州文化博大精深,祖先留下的包括无形的有形的丰富文化遗产,为现代苏州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州之所以成为海内外企业投资的热土,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开放包容的文化风格。这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苏州的城乡面貌,推动了社会进步,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促进了苏州现代化的进程。苏州的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上获得盛誉,扩大了苏州的国际影响,为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活力,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古典园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昆曲,以及众多的古城、古镇、古村落等,持久地吸引着中外人士和游客的兴趣,在满足他们各种文化享受的同时,也为苏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苏州的实践表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全然对立,而可能是协调发展、共生共荣的关系。丰厚的传统文化作为苏州的名片,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自我扬弃,重新焕发生机,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认为:“文章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意谓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表现出明显的时代性。传统文化具有两重性,这就需要我们根据社会的发展、时代的需要进行选择,既不能全盘继承,又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把握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苏州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形成的,她还将深刻地影响未来苏州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格局。离开了继承就会使创新、发展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而失去根基。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创新是苏州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在创新和发展中才能使苏州文化的优秀传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弘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发展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争当江苏“两个率先”的先行者和排头兵,经济、文化、社会事业各方面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2014年习总书记视察江苏时发表重要讲话,对江苏未来发展提出了“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要求。作为江苏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先行区,苏州在追求新跨越、实现新目标方面理应走在全省前列。在此过程中,苏州应该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丰厚的优势,汲取历史经验,以发展、和谐、先进为追求,以崇文尚智、开放包容、创业创新为路径,发扬“工匠精神”和担当意识,力争早日达成“强富美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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